乾隆为国计民生禁酒

乾隆为国计民生禁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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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中国历史，禁酒法令屡见不鲜。周公作《酒诰》以禁酒，是担心因嗜酒而伤德败性；汉朝禁止民间造酒，则是受垄断酒类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驱使。清代康雍年间，禁酒令尚属“歉岁禁酒而丰岁开通”的权宜之策。乾隆初年所颁布的禁酒令，则标志着禁酒政策由此前的暂时性举措，变为一项后世严格执行的成文法规。
乾隆元年（1736）十一月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，西北五省（即直隶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甘肃）每年因造酒而耗费大量粮食，他进而提出对策：“禁造烧曲，毁其烧具；已烧之酒，勒其自卖；已造之曲，报官注册。”对那些“逾限而私藏烧曲烧具、市有烧酒者”，一旦发现，随即对地方官做降职等严肃处理。
乾隆二年（1737）五月，乾隆帝基本采纳方苞的建议，严令直隶等西北五省禁造烧酒。禁令一出，在朝野内外引起强烈反响，一场辩论随之展开。素负直谏盛誉的刑部尚书孙嘉淦即抗旨上疏。他认为，永禁烧酒对于贫民生计、米谷的储藏，“不惟无益，而且有损”。其理由为：烧酒用高粱等粗粮，黄酒用米麦等细粮，真正耗粮的不是烧酒，而是黄酒；烧酒价廉而民乐意购买，黄酒价贵而贫民无力购买，禁烧酒不但会导致粗粮弃舍无用，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，这不但不利储藏，反而有碍积贮。
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，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，于是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详细讨论后具奏上报。乾隆帝进而又考虑到禁止烧锅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，不得不予以格外重视，因而命令将所有相关谕旨一齐交给直隶、河南、甘肃、陕西、山西五省督抚参考，令其覆奏。
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乾隆帝颁布谕令：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、肆行踩曲、大开烧锅者，严行禁止；违禁者，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，再枷号两个月以外，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，失察三次者降三级，随即调用；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，则依照“枉法律”计赃论罪。这一谕令与起初的极端主张有所不同。首先，禁曲与禁酒并重，寻求从源头治理；其次，并非一概禁绝，只对那些广收麦石、肆行踩曲、大开烧锅的富商施以惩治，措施更切实际。
随即，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。至此，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始告结束。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，后来被纂入清朝法律条文中，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。按照当代学者范金民的统计，乾隆初年全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，而当时全国的常平仓的贮粮数，大致保持在3100余万石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烧酒耗粮，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，数量惊人。[ad name=”Google Adsense-3″]